新加坡汉学研究概况

        新加坡的汉学研究，以二次大战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二次大战以前，是汉学研究的倡导阶段；二次大战以后，是汉学研究的开展阶段。介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沦陷时期，是汉学研究的停顿阶段。

倡导阶段

      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的时候，据说全岛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人；华人约占五分之一。开埠不久，华人纷纷前来。到了年底，已经有三间采用闽语或粤语作为教学媒介的私塾。开埠之后，六十年里，虽然私塾教育不断发展，闽侨陈金声等人还在1854年创办了著名的萃英书院，可是，当地华侨社会，文风仍然闭塞。一直到1881年，当中国直接派遣的第一任领事左秉隆（后升任总领事）莅任之后，情形才逐渐改变了。汉学研究在当地的倡导，也是在1881年才正式开始的。

        左秉隆出身同文馆，原为驻英公使曾纪泽翻译官。为了推行教化，培养文风，他在莅任之后，一方面既倡办义塾，一方面又倡设文会，以振兴华人文教为己任。在他的推动下，前后创办的义塾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等；加上家塾讲帐，到处可见，一时显弦诵之声，相闻于道。他提又倡设文会。在他的推动下，前后设立的文会有会贤社、会吟社、雄辩会等等。除了雄辩会以海峡侨生委对象外，其余的都以振兴华人文教为目标；尤其是会贤社，活动最多，每月都有“月课”，由左秉隆出题课士。为了奖勖士子，左秉隆还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并经常亲自评改学生的课艺，直至深夜。当地士子，深受他的影响，无不以道德学问相砥励。诚然，在任期间，除了“政绩循声，莫能枚举”，为当地华侨所爱戴之外，在他的倡导下，新加坡已“稍稍有文风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之所以有“海表文宗”的美誉，原因便在于此。左秉隆在任十年后，于1891年卸职回国，由黄遵宪接替。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诗人，也是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到新加坡之前，先后曾出任驻日公使馆参赞、旧金山总领事与驻英公使馆参赞等职。他在新加坡担任总领事的三年内，也致力于提倡华人文教。就职伊始，既着手重组左秉隆离任之后宣告解散的会贤社，将易名为图南社。黄遵宪亲任图南社督学，每月出题课士，并且捐出赏银，以资奖励。此外，他还经常亲自批阅文稿，决定等级。根据现存二十五期课榜名录估计，从1891年到1894年，呈交课卷的士子可能也有千余人；而参与月课的人数，比会贤社时期可能更多。《叻报》曾报导说：图南社成立一年后，“每课收卷至百余本，其拔取前茅者，粤之《中西报》，上海之《泸报》，辗转钞刻，互相传诵，南离文明，于兹益信。当黄遵宪御职回国时，当地士子除了赠以万民伞、德政牌之外，还在送行诗中将他比作韩愈。

        我们以1881年为汉学研究开始正式倡导的一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也是在这年创刊的。左秉隆是在这年九月莅任的；而《叻报》则在这年十二月创刊。《叻报》从1881年创刊，到1932年停刊，前后历时五十二载，是战前报龄最长的一份华文日报。

        出任《叻报》主笔长达四十一年，号称“南洋第一报人”的叶季允，是提倡华人文教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来新之前，他曾经在香港《中外新报》任职。来新之后，他也以振兴华人文教为己任。他在主持《叻报》笔政期间，除了发表无数作品，宣扬华人传统价值观念之外，还支持创办义塾和设立文会；而由他主持的《叻报》，对会贤社等文化团体的活动，总是做详细的报导，并等登载许多优越的月课课卷，对华人文较的推动，是功绩卓著的。

      左秉隆、黄遵宪和叶季允，都是从中国南来的士人；对华人文教作出贡献的土生土长知识份子，则有辜鸿铭、林文庆和丘菽园等人。

      辜鸿铭，祖籍福建厦门，出生于槟榔屿。幼年留学英、德，嗣又游历法、意诸国。1880年回到马来亚，随即奉派到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马建忠，接触到中国文化，便辞去公务员，闭门研读中国经籍。中法战争爆发之后（1885），应张之洞之邀，任其幕僚，办理外交事务。此后二十多年，一直追随张氏左右，历任外务部员外郎、郎中、左丞。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时，聘为英文教授。晚年曾到日本，讲授东方文化。作为出身于英校的一位侨生，却醉心于钻研中国学术，并且锲而不舍，这种精神，对当地汉学研究的倡导，也是由启迪作用的。

        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出生于槟榔屿，后移居新加坡。早年留英学医，归来之后，悬壶问世，并致力于社会工作。1900年初，康有为避居新加坡，他深受其影响，开始学习华语，研读古文；嗣又发起剪辫、禁烟运动。继而遍游马来亚各埠，提倡兴学，宣扬孔教。1921至1937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正如辜鸿铭的情形一样，他也是英校出身的一位侨生，而且原本是学医的，却热心于推动华人文教，这种精神，对当地汉学研究的倡导，也是有鼓舞作用的。

      丘菽园，祖籍福建海澄，是二十世纪前期的名报人和名诗人。他出生于海澄，八岁（1881）南来。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举。以父经商致富，得承钜大家业，遂在当地定居。中日甲午战后，康、梁倡导维新，他曾深表钦佩；于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鼓吹改革。他在一生之中，曾经创办、承办五家日报、周报、在另五家日报、周报担任副刊编辑、评论员；此外，还经常在另两家日报上投稿。这种报业生涯，在新加坡的报人中，是罕见的。

        他的著述非常丰富，已刻著作包括《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尘》、《赘谈拾遗》等等，总共二十二卷；已刻诗集包括《啸虹生诗钞》等，总共二十七卷；并曾编订西诗中译《海叟韵辞》一册。这种著述成绩，在战前当地学人中，也属罕见。

      二次大战以前，对汉学研究的倡导起重大的作用的，除了上述几位先驱人物之外，还有华文报刊。

      新加坡的华文日报，以薛有礼创办的《叻报》（1881-1932）为最早。接着下来，林衡南创办的《星报》（1890-1898），丘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1898-1905）相继出版。此后三十年里，林文庆创办的《日新报》（1899-1901）、陈楚楠等人创办的《图南日报》（1904-1906）、孙中山创办的《中兴日报》（1907-1910）、黄吉辰等人创办的《南侨日报》（1911-1914）、陈声政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1914-1919）、陈家庚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1983）、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1929-1983）等等，陆续问世。根据统计，从1881年到1941年，六十年里，在当地创刊的华文报纸（包括日报和非日报），大约有七十种，华文刊物（包括期刊和非期刊），大约有三百种。

    这些华文报刊，从不同的角度上，记载了当地人民，尤其是华族人民的历史活动。他们不但提供了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登载了难以数计的，以华人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对汉学研究的倡导，作用是重大的。

    汉学研究是以华人语文知识为基础的；没有这种语文基础，就谈不上汉学研究。因此，以传授华人语文知识为主要宗旨而设立的华文学校，对汉学研究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明的。

    在新加坡，改变私塾蒙馆形式，采行近代学制的第一所华文小学，是1905年陈楚楠等人发起设立的养正学堂（后来改称崇正学校）。接着下来，大约二十年里，另十多所华文小学：养正（原名广肇学堂）、应新、启发、端蒙、道南、育英、中华、爱同、崇福、崇本、南华、南洋、工商等等相继创建。“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第一所华文中学（华侨）设立了。二次大战爆发以前，另外三所华文小学（南中、公教、中正）接着开办。根据统计，到1940年，当地华文中小学校，多达三百五十一所。

    这些华文学校，不但对华人语文知识的传授和华人文化传统的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汉学研究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开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停顿阶段

    从1942年2月到945年8月，在日本蝗军的残暴统治底下，新加坡人民经历了三年零六个月的苦难，华文报刊被禁出版，华文学校被令关闭，凡是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教育工作者，不是被杀害，就是被监禁。不然，就是潜入地下，参加抗日工作；或者销声匿迹，暂且避避风头。在华人文教遭受摧残的情形底下，是没有什么汉学研究可言的。所以整个沦陷时期，是汉学研究完全停顿的阶段。

发展阶段

    二战以后，华人报刊纷纷复刊、创刊、华文学校纷纷复办、创办。华人文教呈现出繁荣旺盛的气象。汉学研究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也开始进入一个开展的阶段。

    汉学研究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开展，主要是由于今以汉学教学和汉学研究为基本任务的大专学府中文系，陆续在当地设立起来的结果。

    在战后四十多年来，新加坡的大专学府，提供汉学课程的有：以前的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义安学院，和现在的教育学院及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是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大学是在1949年宣告成立的；一开始就采行英式学制。学士学位分为两级：三年毕业可以获得普通学士学位；多攻一年，可以获得荣誉学士学位。成立初期，文学院只提供三门汉学课程，以备学生选修，并不颁发学位。到1953年，创办了中文系，才开设颁发学位的汉学课程，并且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1962年，马来亚大学改称新加坡大学之后，继续迅速发展。一知道1980年，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为止，前后二十八年，中文系一共培养了八百多名各级学位的毕业生，其中普通学士六百多名，荣誉学士一百八十四名，硕士九名，博士三名。从创办到合并，曾经在系里从事汉学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学术人员，约有三十多位。

    南洋大学成立与1955年。初期，采行美式四年学制，只设普通学士学位，不设荣誉学士学位。从1972年开始，该行英式学制。中国语言文学系也从这年起，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一知道1980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之，前后二十六年，中国语言文学系一共培养了一千三百多名各级学位的毕业生，其中普通学士一千二百一十二名，荣誉学士一百二十四名，硕士二十名，博士四名。从创办到合并，曾经在系里从事汉学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学术人员，约有六十多位。

    义安学院成立于1963年，采行美式四年学制。中国语言文学系招收日间班和夜间班学生。到1967年，该名义安工艺学院，专重训练工商技术人才，大学课程停止招生。前后五年，中国语言文学系一共培养了大约二百名普通学位毕业生；曾经在系里从事汉学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学术人员，约有九位。

    教育学院成立与1973年，其前身是1950年创办的师资训练学院。教育学院亚洲语言及应用语言学系属下的华文组，负责训练中小学校华文师资，开设语文课程，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行双语教育、华文教育研究，但学位则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

    教育学院从1992起，改名为国立教育学院，成为南洋理工大学中的一个学院，计划开设学位课程。华文组将接受双语教育、华文教育、和中国语言文学高级学位研究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在1980年，由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而成的，简称“国大”。国大成立之后，两校的中文系，也合并为目前的中文系，成为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属下十二个学系之中的一个学系。

    中文系开设文学士普通学位和文学士荣誉学位课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主要是按照系里批准的专题进行研究，撰写论文，不必修课。

    除了不必修课的硕士学位外，国大中文系决定从1992年7月开始，增开全部时间和部分时间硕士班。硕士班学生须修课，并按照系里指定的专题，撰写短篇论文。

    国大中文系一向开设的专业科目，叫做“汉学”，课程范围包括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以及中英翻译五个学术领域。为了加强学生的语文训练和写作能力，在1988年，又增设了一个新的专业科目，叫做“汉语”，课程范围除了包括中国语言、中英翻译两个学术领域之外，还有写作训练。

    为国大中文系师生的教学与研究而设的中文图书馆，藏书的丰富在东南亚是首屈一指的。现藏各类图书资料共有四十二万余件，大约半数是线装书，而以文史、美术、医药、佛教经典等类图书数量最多。还有不少的珍本书和绝版书。一般重要古籍，所收版本，不止一种，例如正史便有七种之多；而综合性丛书，也有八百多种。更为珍贵的是，馆中所藏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各个大学出版的学报，和各个地区出版的期刊，近一千种；其中有许多种，是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罕本。此外，还有价值无比的一批华文旧报章，包括新马早期的大部分著名日报，近三十种。

    国大中文系师生从事研究的范围，正如课程范围一样，包括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以及中英翻译五个学术领域。为了推动系中教职员从事学术研究，国大中文系早在八年前，就订下了一项出版计划。

    国大中文系经常邀请国外的一些资深学者，前来作短期性访问、讲学；并不时邀请莅访的学者、作家，参加系里所主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包括学术演讲、研讨会、讨论会、和座谈会。

    除了中文系外，国大历史系和哲学系开设的一些英文媒介课程，和华语研究中心开设的华语课程，也属于汉学的范围。

    华语研究中心是南大在1974年设立的。南大与新大合并后，成为国大一个不属于任何院系的教研单位。中心分为两组：一是研究组，一是教学组。研究组从事有关华文教学的研究；教学组为成人（主要是非华人）提供现代汉语课程。每年在中心修读各种课程的学员，大约有七十名。

    除了大专学府之外，新加坡的学术团体，对汉学研究的开展，也起了推动的作用。它们出版的学术性期刊，是汉学研究成果的另一重要发表园地。在这些期刊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南洋学会在战前创刊的《南洋学报》（1940-）。在战后陆续问世的期刊，兼收汉学各类论文，和以汉学某一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共有二十四种；其中包括了中国学会的《中国学会年刊》（1949-1971）、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研究》（1965-1971）、新社的《新社学报》（1967-1973）和《新社季刊》（1967-1974）、新加坡语言学会的《语文论集》（1972-1977）、亚洲研究学会的《亚洲文化》（1983-）、华文研究会的《华文研究》（原名《华文》，1987-）以及儒学研究会的《儒学学报》（1989-）。

    此外，专业团体出版的学术性期刊，例如华校教师总会的《教育年刊》（1962-1966）和《教育学报》（1971-1983）、华文中学教师会的《中教学报》（原名为《教育专题论文集》，1975-）、华文第二语文教师协会的《语文》（1976-1986）、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1977-1987）和新加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报人》（1978-），也兼收一些有关汉学研究的论文。至于新加坡作家协会的《文学半年刊》（1977-）、新加坡文艺协会的《新加坡文艺》（1980-）、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的《同温层》（1980-）和五月诗社的《五月诗刊》（1984-），则是提供研究新华文学的原始资料。